淡水河谷进军中国混矿业
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巴西淡水河谷布局中国到岸业务迈出第一步。截至4月13日，首批8万余吨混矿工作已在大连港完成，并成功找到买家。
‘大连烧结矿’已经有了下家，虽然这项与中方合作的业务正式合同还没有签，淡水河谷方面对此事也不予置评，但混出的8.4万吨铁矿石，已经找到买家并将于本月底运出大连港。
在此之前，有关淡水河谷40万吨自有大船停靠大连港的风波一直没有停息，此举被认为是“曲线”进入铁矿石运输领域。其中的“姻缘”，颇值得玩味。
新金融记者 刘畅
一波几折
3月15日，大连港矿石码头正式启动第一票8.4万吨混矿业务操作，效率为2000吨/小时，中国沿海港口铁矿石码头混矿业务第一单开工。
淡水河谷寻找中国港口作为落脚点实现混矿业务，由来已久。
据了解，早在2007年的时候，淡水河谷方面就提出过要在大连港做混矿业务，大连港内部人士乔海回忆，当时铁矿石价格偏高，不太好销售，“淡水河谷是我们的长期客户，当时在拜访客户的过程中他们提出做这项业务的。”
然而，到了2008年，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大幅增长，攻守之势易手。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累积达到2亿吨，较2007年同期增长了22.5%。在当时，对铁矿石谈判的悲观预期，以及国内钢企产能持续增加等多种因素导致国内进口铁矿石数量猛增。
“随着这一情况的出现，在中国开展混矿业务的想法就不了了之了。”乔海说。
2011年下半年，中国钢铁行业出现大幅下降情况，“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又开始为合作的事情与淡水河谷方面进行接触”。据了解，当事方一共有三方，分别是大连港、淡水河谷和青岛一家公司。具体则是由大连港与青岛的公司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简称A公司)，然后与淡水河谷方面谈判更加细致的分工合作。
2012年2月之前，淡水河谷方面向大连港提出混矿标准的最终条件，并对大连港方面按照其港口设备能达到的工艺要求进行了讨论。
“后来淡水河谷方面提出他们在阿曼混矿的工艺设备与我们是一致的，并在2月份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确认了配比的比例，将具体流程告诉了我们。”大连港相关人士表示。随后，大连港方面又进行了讨论，确认可以按照淡水河谷的混矿要求混合。“第二天我们就做了个试验，效果还不错，当时试混了1000吨左右。”
前述知情人回忆，会议三方都参加了，淡水河谷方面将这种混矿成品命名为“大连烧结矿”，并称已向自己的客户推了这种新矿种。
消息显示，此次淡水河谷在大连港具体的混矿应该是将7份质量的A货(品位在62-63，含硅3%)与3份质量的B货(品位61-62，含硅7%)混合在一起产生含硅量较低的大连烧结矿。“具体的品位可能有偏差，但7低硅：3高硅的比例肯定没错，这个混矿主要是改变了硅的含量，品位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上述知情人如是说。
同时，他还透露，该混矿业务还未签订合同，目前的情况是，淡水河谷先找好下家，有客户要就通知大连港方面进行混矿。“正式的合同应该也快签订了。”
而大连港新闻中心则称，混配后的矿砂除满足环渤海附近钢厂需求外，亦可销往日韩等国，预计年业务量有望突破100万吨，并表示这是“矿石加工领域取得的一项新突破，在全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矿石码头中开创先河，为大连港全力打造环渤海区域矿石分拨与贸易增值服务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已经混出8.4万吨矿，下游客户是国内某大型钢厂，预计月底将货运出港口。
鲜有接手
事实上，虽然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世界第一，长期占据着50%的铁矿石国际贸易，但混矿业务在中国港口开展尚属首次，加之淡水河谷的刻意低调，业内人士对此亦知之不多。
“在中国混矿？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啊。”在接受采访时，东北某中型钢厂负责人这样对新金融记者表示。次日，这位负责人告知记者：“我和大连港那边人联系了，确认这个事情了，不过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影响，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混得均匀不均匀、能不能用上、价钱多少，我需要考虑综合成本，暂时不考虑。”
虽然淡水河谷称已经将这种新矿种介绍给了中国客户，但新金融记者致电多家与从淡水河谷存在业务往来的钢厂，均表示对此事不知情。
对于混矿业务对国内客户的影响，联合金属网矿石事业部高级分析师张佳宾也认为，“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他分析道，混矿的业务按理说都是在当地的港口混完以后到中国来，钢厂买回后还要添加其他很多材料再进行配矿，最后才能入炉炼钢铁。
事实上，混矿工作一直是钢厂的业务范围，铁矿石供应商进入此领域并不多见。
武钢集团相关人员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说：“武钢自己有个烧结厂，我们能自己做这道工序，而且它加工以后如果把加工费用加在矿价里面，可能费用会更高。”他认为，如果这样，还不如采购其他一些的矿，选择相对多一些，回来自己配。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型钢厂都有自己的烧结厂，所以混矿业务对大型钢厂可能没有太大吸引力。“当然如果它价格很便宜也符合我们的标准，那我们也会考虑的。”
另一方面，在没有混矿之前，淡水河谷也有自己的标准烧结粉，简称SSFT，提供给中国的客户。相关资料显示，SSFT的铁含量在65%左右，硅含量在4.4%左右，如果按照上述未经证实的混矿比例来混，那么大连烧结矿与之前淡水河谷提供的SSFT差距应该不是很大。“中国钢厂对SSFT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而同时淡水河谷还向中国销售含硅较高高硅粉(8%左右)和含硅较低的卡粉(1%-2%)。”张佳宾介绍。
换言之，如果大连烧结粉与SSFT所含元素差不多，那么二者就是具有替代性的，淡水河谷混矿业务很容易被钢企接受。即使不同，钢厂也会有其他很多选择进行自己配矿。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之前的矿，钢厂肯定也研究过各种矿的使用方法，比较熟悉。”
山东一家地方钢厂国贸公司科长对新金融记者说：“拿不拿这种矿最主要是看我们工厂怎么配，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生产情况，其次再考虑性价比的问题。如果用着不合适，再便宜也不会买。”
另外，张佳宾还指出一点，如果大连烧结矿是一种新的矿种，“那么混完之后需要进行很多试验来检测，从而对这种矿给出评价。”
显然，如果在原料采购能够满足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钢厂似乎没有必要为测试一种新矿种进行反复试验。
“曲线”入场
如果说混矿业务暂时还未能吸引到中国大量的钢厂和贸易商，那么淡水河谷混矿这一举动之前的自购巨型铁矿石运输船进军航运市场则让中国相关企业紧张。
有业内人士表示，淡水河谷此次少见地开展混矿业务，很可能是为其40万吨铁矿石运输船进入中国打掩护。
40万吨大船是从淡水河谷进入铁矿石运输业的敲门砖。自计划打造该级船舶的那天起，这一问题就一直吸引着业界和媒体的目光，也一直被中国航运业斥为“垄断”。
2011年5月，淡水河谷从韩国造船厂订购的一艘40万载重吨的货轮“ValeBrazil”号就已经交付，并计划航行到中国，但最终由于中国海事部门以国内港口尚未准备好接卸40万吨级的船舶等安全问题为由，被迫改道运往意大利。
同年12月28日上午，淡水河谷申报的38.8万吨(实际载重35万吨)的Berge Everest在大连港矿石码头靠泊。这一举动被视为淡水河谷在40万吨大船停靠问题上“打了擦边球”，意欲试探中方的态度。虽然该船标示吨位为38.8万吨，但当时媒体几乎无一例外使用“淡水河谷‘40万吨’大船停靠大连港”为标题。
据上述知情人士消息，此船载的35万吨货全部是所谓的A货，即用来混矿的。随后又通过小船进入15万吨B货，这也很显然符合了7:3的混矿比例。换言之，这50万吨货很可能就是混矿的原料。
来自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官网上的消息显示，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保税堆场是东北首个具有保税功能的矿石堆场，12月28日正式开展保税矿石营运业务，正是淡水河谷38.8万吨大船停靠的同一天。
38.8万吨大船停靠后，今年1月29日，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超设计规范船型船舶靠泊管理的通知》称，对于超大型干散货、油品巨轮，中国港口将不能再采取“一船一议”的方式管理此类大型船舶的靠泊，接受超设计规范船型船舶靠泊码头必须向交通运输部提交申请，只有在获得批准后才能允许超大型轮船进港停靠。
“简单点儿说，就是让40万吨船停靠更加困难。”知情人士说。
因此，当这艘大船停靠大连港之后，其装载的货物去向成为关注的焦点。张佳宾认为，相比直接把这些货卖掉，如果淡水河谷将这些货与其他品位的小船运入的矿混合一下再卖，可能就不会那么惹人关注了。
对此，他解释道，一般卸货都会放在堆场，如果大船来的货直接从堆场被拉走就会引人注意。相反，如果将两个堆场的货混在一起，之后就很难判断卖掉的是哪个船上的货物。
一方面减少了被关注度，另一方面，“作为国内的买家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他进一步指出，“其实国有大型钢厂和一些贸易商如果直接去买38万吨大船上的货，一定是有压力的，可能会变相地被人说他们支持大船停靠，与国家政策相违背。”
相反，如果钢厂从混在其他的矿里面买走大船的货，影响就小了。“钢厂可以说不知情或者说购买的是一个混合矿而非大船上的货”。
前述不具名分析师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不排除淡水河谷有这方面的考量。“混矿实际上是从另一个系统慢慢地将大船的35万吨货消化掉，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可能就不太去追究这个事情了。”
这样一来，无论买方还是卖方，都从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交易大船货物的事实。“表面上是两种矿的混合，实际上则不会让你察觉到这船货的去留。”张佳宾说。
如果为了40万吨船的事情与大连港合作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把一部分利润分给港口，实际上是在变相地拉拢港口。”前述不具名分析师指出。
事实上，利用港口现有的设备就可以进行混矿的业务，不混的时候还可以进行正常的装卸，而每混一吨矿，港口一方会赚取一定的加工费。
“这样对以后和中方的谈判是有好处的。”张佳宾分析，“双方就大船的事情肯定还要谈判，淡水河谷需要从政府到相关部门一一谈妥。给大连港一部分利益，从而再次向中方示好，为以后在谈判桌上给自己多一些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