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提振经济的着力点何在？如何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编注：在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的表态后，5月末，各地政府纷纷“抢抓机遇”。据早报统计，至少已有陕西、浙江、青海、湖南、黑龙江、新疆等地近期表态要加快上大项目。此外，在“稳增长”的中央口号提出前后，央地合作升温——3月以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带队，国务院国资委至少与11个省市自治区大举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安徽、北京、重庆、云南、湖南、吉林、陕西、广西、河南、西藏、海南。而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网站上可查的王勇带队的类似活动仅寥寥数个，合作方分别是广东、浙江、河北、四川，签约时间均集中在当年第四季度。）
“中国开始谨慎促增长”
从前两年的“保增长”，到去年的“防通胀”，再到今年的“稳增长”，经济形势变幻莫测，政策调整难度不断加大。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发令枪”扣响，一批基础设施项目获批启动，“冻结”多年的广东湛江和广西防城港两个投资均在600亿元以上的钢铁项目获批。消费方面，对高效节能平板电视和节能空调实施的财政补贴、对绿色住宅的房贷利率优惠等措施接连跟进……
“中国开始谨慎促增长。”外媒如此评价。专家分析称，“谨慎”的原因在于，中国既需要保持经济增长，同时还要完成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任。
新一轮“投资依赖”？
为何在全行业亏损的形势下，还要再上钢铁项目？“稳增长”是否会走上“投资拉动”的老路？面对近期一系列“组合拳”，市场存在疑虑。
“这一轮投资的方向和力度，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政策有区别，强调更有动力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当前经济形势比2008年实际上要好得多，特别是就业形势还比较乐观，没有必要启动像“4万亿”那样的投资计划，但要防止投资冲动，防止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编注：6月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预期的区间之内，年内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杜鹰同时解释，主要的“稳增长”政策包括四部分：一是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二是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三是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四是稳定外贸出口。）
刘元春认为，目前出台的政策突出了三个特点：一是保持原有在建项目的连续性；二是落实“十二五”规划中一批重大、事关全局的项目；三是对民间资本开放，为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新机会。
提振经济的着力点在哪里？其一，绿色及高端导向。此次中央财政投入1700亿元推进节能减排，在以增加投资助力“稳增长”的同时，更突显“绿色投资”倾向，投资主体也向多元化推进。
近期核准的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建设均以压缩钢铁产能为前提：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614万吨，广西和武钢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070万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称，目前钢铁产业“大路货”过剩，但“精品”不足，这些项目的产品主打高端产品。
其二，消费导向。此次财政补贴推广高效节能平板电视和节能空调活动，每台家电补贴资金100元至400元不等。初步预计，推广高效节能平板电视和节能空调将拉动消费1350多亿元。
其三，市场导向。针对企业面临的困难，政府正通过结构性减税、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等，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从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电信等领域建设已经显现出，国家正在从依靠政府投资转向市场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必须坚持‘稳调’结合”
“经济减速—政策刺激—投资过热—宏观调控—经济减速”，这一怪圈是否会在此次“稳增长”周期中出现？
“长远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仅靠投资拉动，解决不了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说，中国经济已到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
“未来国家和地方的投资方向将更为侧重‘转型’，让结构性矛盾在增长中逐步释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说，其中的关键，是要将科技创新摆到核心位置。
根据相关部署，政府在继续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更多财政投入将用于培育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长远考虑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刘元春说：“适度放开投资是有必要的，但是度的把握和方向同样重要，必须坚持‘稳调’结合。”（编注：刘元春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提醒，由于目前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投资饥渴没有从根本上、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解决。在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地方所表现出的很大积极性“值得警惕”。“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作用，很容易导致泥沙俱下的局面，这是这一轮放松要重点关注的。”）
海通证券（600837）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更应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打破‘玻璃门’，为民间投资‘松绑减负’，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