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价上调给下游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贵州还构建“煤炭-电力-用电企业”整个产业链利益联结关系，既保持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又有效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摆不平的煤与电挥不去的“电荒”忧
贵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产煤省区，也是“西电东送”的主战场之一。全省煤炭探明储量549亿吨，比江南12省总量还多100亿吨。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受多重因素制约，电煤保障一直较为艰难，尤其是自2011年入夏以来遭受严重旱灾，水电基本丧失发电和调峰能力，电煤供应更是“雪上加霜”。
贵州省经信委主任王江平说，与其他一些产煤大省一样，贵州一度陷入了“产煤地没煤烧”的怪圈，导致能源要素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煤与电”的矛盾，在遇到极端天气或供需严重失衡的时候，往往以拉闸限电的形式集中暴露出来。
西南区域内煤炭供求不平衡是导致电煤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广西、重庆、湖南、四川、云南等地属于贫煤省份，从北方购煤运距较远且成本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地区对贵州煤炭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但是，受地质构造复杂、证照办理缓慢等因素影响，贵州大煤矿建设滞后，“十一五”期间规划建设的煤矿基本都未达产，而小煤矿受产业政策和安全条件的限制，产能也在逐步萎缩。贵州增长缓慢的煤炭产量难以满足西南区域内的能源需求。
贵州省经信委副主任李保芳说，“计划电、市场煤”矛盾突出，是电煤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近年来，电煤逐步与市场接轨，价格持续攀升，而下游电价一时难以启动联动机制，导致火电企业普遍亏损，电力供应持续吃紧。与此同时，贵州电煤价与市场价、省内价与省外价相差悬殊，煤企要保电煤任务就要减收甚至亏损，资源价格与市场严重背离。
受此影响，“西电东送”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挑战。王江平说，贵州电力装机总体不足，客观上面临着东西部地区争电、输配电投资放空的风险，电力平衡顾此失彼。同时，发电成本大幅上升，“西电东送”价格倒挂局面使其失去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实施新机制煤电“死结”渐开
在电煤供应新机制建立、实施之前，贵州主要依靠行政干预手段保障电煤供应，遭遇到煤炭企业“软抵制”，加上电厂“等靠要”思想严重，往往事倍功半。同时，单一的行政手段还蕴藏着利益“寻租”风险。贵州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协调处处长宛会东说，煤炭企业供应省内电煤越多，利益损失越大，因此能不供应就不供应，能少供应就少供应，甚至出现“冲关”、“逃关”的不良事件。
“新机制就是构建‘煤电利益一体化’模式，尝试理顺煤电关系。”王江平说，新机制调整既有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和使用重点，从流通环节改为从生产环节对所有煤炭征收一定的调节基金。同时，将煤调基金大部分用于电厂电煤采购补贴。另外，还从工商业用户中收取少量的临时电煤补贴资金，与调节基金合并使用，用于电煤采购补贴，提高电厂购煤能力。
电煤新机制着力缩小省内外电厂购煤能力，并以货币化的形式实现电煤任务均等化，推动电煤供应市场化，提高电煤质量和发电机组效率。根据省内实际，建立电煤采购补贴数学模型，模型根据机组类型确定火电企业的盈亏平衡点、标煤单耗，以每个电厂的坑口煤价、运输费用、上网电价差作为变量参数测算补贴标准。目前，平均补贴标准约为1.5分/千瓦时，省内外电厂的购煤能力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