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骥如：今年以来，煤炭业出现了全面生产过剩。一方面，煤炭生产产量还在增加。前5个月，山西、内蒙古两省区煤炭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14.32%和16.61%，增量为1.08亿吨。在其他主要产煤大省，今年以来煤炭产量均出现增幅较快的势头。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放慢，今年我国工业对火电的需求减少，今年6月底，电力企业煤炭库存可用27天，远远高于7-15天的合理天数，这使得煤炭需求增幅持续回落。
同时，由于海外煤价低于国内，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煤炭1.4亿吨，同比增加65.9%，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过剩形势。煤炭过剩的根本的原因是煤炭投资过热。“十一五”期间，煤炭固定资产建设投资达到1.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为2103亿元，同比增长23%。全国包括电力、机械、烟草等在内的17个行业都在投资煤炭。
煤炭生产过剩的结果是煤炭价格下跌，压缩了企业利润甚至出现了亏损。以内蒙鄂尔多斯市为例，该市煤矿数量目前有306座，其中101座在正常生产，其他受市场影响都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其中达拉特旗物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自四月以来已经发不出工资。又如，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东北最大的国企煤矿，上半年赢利缩减了80%，只有1.4亿元，下半年预计亏损8亿元。该矿正在制订裁员1.2万人的“减员计划”。
应对煤炭生产过剩，需要煤炭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要靠全国的努力，单靠两三件“法宝”，如减税、“电煤”和“市场煤”价格双轨制、“煤电联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措施，甚至会加剧投资过热，加剧煤炭生产过剩，例如，为了招商引资，内蒙规定，投资超过40亿元，每投资20亿元内蒙古就可以为企业配备一亿吨煤炭储量。去年8月，京东方在鄂尔多斯投资220亿元人民币建设一条5.5代AM-OLED生产线。为此内蒙古为其配置鄂尔多斯10亿吨左右的煤炭储量。今年，京东方把这些煤炭资源部分出售，赚了一大笔钱。显然，这种送资源引投资的做法，扭曲了市场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剧煤炭投资过热和煤炭市场的恶性竞争，同时会造成沿海制造业的空心化或恶性竞争。
那末，可行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首先，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应该正视我国能源过分依赖煤炭的现状，必须加以扭转。2012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量约为35-36亿吨，相当全球的一半，生产能力为42亿吨，已达到国家规划的2015年产能规模，而2020年的产量将达50亿吨。这样巨量地消耗煤炭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我国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已经是世界第一，节能减排既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二，俄罗斯的煤炭资源可供70代子孙后代使用，美国的煤炭资源可供50代子孙使用，而我国的煤炭资源按照目前的消费速度，恐怕很难保证10代子孙的需要，因此，减少我国能源对煤炭的依赖，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全国的共识，应对煤炭生产过剩的措施就应该既照顾当前，更要考虑长远；既照顾微观经济的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更要维护宏观经济的全国利益。偏废哪一边都是不可行的。
其次，煤炭生产过剩和煤炭价格下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在竞争中迫使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自主创新，使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我国能源革命的实处。一方面，应该鼓励海外煤炭进口，利用海外资源增加我国煤炭的供应和市场竞争。
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企业，促进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煤炭业的科技创新，从而在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降低煤炭价格、确保煤炭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煤炭生产过剩和“电煤”和“市场煤”价格的接近的难得机遇，取消煤炭价格的双轨制，消除妨碍公平竞争的价格管制障碍。
第三，有些煤炭大省如山西和内蒙，试图通过提供煤炭资源奖励来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发展非资源型的制造业，减少本地经济对单一煤炭业的依赖。这个思路有其合理性，但是，如前所述，不宜用煤炭资源奖励外来投资。可行的办法是，不要不加选择地引进制造业，而应借鉴英国石油公司BP建立完整的石油工业链条的经验，围绕煤化工业和煤炭综合利用，延长煤炭加工产业链，增加煤炭加工的附加值。
例如，过去没有利用的大量煤层气可以收集起来用于发电、供热；增加坑口电站建设，变运煤为输电，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电价；发展煤炭气化，用管道输送煤气，减少运输费用，同时发展煤化工产业，增加产值；参与页岩气开发、积极发展煤矸石利用技术（发电、制造建筑材料等）可以增加产值，增加就业。
此外，煤炭企业还应该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如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能源发电等，这样，在减少对煤炭依赖的同时，煤炭业非但不会萧条，其行业利润水平和经济效益反而会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