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疆在全国率先制定地方性法规，收紧对煤炭资源掌控力度。明确煤炭就地转化率60%以上，以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
晋、陕、蒙、宁等地区，也先后制定地方性规则，要求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防止煤炭资源大规模外流。
一面是国家能源开发格局日趋西移，迫切需要西部贡献能源原材料；另一面是资源地选择以行政手段留煤炭附加值于本地，减少煤炭外流。
在既往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家煤炭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煤炭“十一五”规划，将晋陕蒙宁定位为煤炭净调出区。如今，恰是这些省、区试图扭转“卖炭翁”的身份。
“现阶段是国家能源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需要平衡国家与地方利益，不能一味强调一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专家说。
资源地不甘做“卖炭翁”
中西部多省市要求提高煤炭开发项目的就地转化率
10月21日，新疆正式出台实施《煤炭资源有偿配置与勘查开发转化管理规定（暂行）》。以防煤炭企业“圈而不探”、“探而不采”等行为。
根据新规定，新疆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将按“以项目配资源”原则并注重项目实际投入与转化。即，申请用于煤电、煤化工等的煤炭开发项目的就地转化率须达到60％以上。
对于探矿权人领取勘查许可证6个月内未开展勘查工作，或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将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权人领取采矿许可证一年内未开工建设，也将被吊销采矿许可证。
此外，新疆煤炭探矿权、采矿权采取进场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有偿出让。在新疆境内煤炭企业，需缴纳煤炭资源开发地方经济发展费，动力煤15元∕吨，焦煤及配焦用煤20元∕吨；用于疆内煤电、煤化工等转化项目的煤炭项目，地方经济发展费按照上述收费标准40%收取。
内蒙古则提早开展行动。2011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下发《煤炭兼并重组工作方案》，方案严格煤炭生产行业准入。其中，要求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以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配套项目；煤炭转化项目原煤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以上。
煤炭大省山西，也已经开始布局。2010年底，山西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明确综合转型发展思路，即走煤炭循环利用路线，重点发展以煤化工为代表的煤炭清洁利用产业。山西力图用五年时间打造新山西，届时煤炭生产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
陕西省政府则提出煤炭资源“三个转化”思路，即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材料工业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并提出，“在煤炭转化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转化项目未履约建设的，对煤炭资源的矿业权进行重新配置”。
作为能源“金三角”之一的宁夏，亦选择资源深度开发与转化道路。“十二五”期间，规划建成宁东大型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和煤化工产业基地，使之成为重要经济增长极。
行政手段提高煤炭附加值
防止外省煤炭企业或中央企业摊薄本地煤炭利益
煤炭产地之所以热衷煤炭就地转化，他们看中的是产业链延伸带来的经济效益。
国网能源研究院研究认为，输煤、输电两种能源输送方式对当地GDP的贡献比约为1：6，就业拉动效应比大约为1：2。
根据宁夏电力公司的一项调查，2010年每百吨标准煤直接销售可实现工业增加值2.67万元、税收0.61万元；若用于区内发电消费则可实现工业增加值4.03万元、税收0.94万元，还可从政府基金收入0.42万元。
煤炭专家、山东兖矿战略研究院院长牛克洪认为：“地方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有其合理的一面，在煤炭产业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可以促进煤炭产业链延伸，为资源产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行政干预有违市场规律，资源地应视生态环境、市场环境、资金、技术等条件，因地而异发展煤炭转化项目。”
中国煤炭工业研究中心主任贺佑国说：“煤炭就地转化率能否提高单靠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煤炭资源需要依靠市场配置，计划经济手段的最终功效仍有不确定性。”
近年来，为追求煤炭附加值，地方行政手段屡见不鲜。如，地方为限制煤炭资源外流，多制定地方政策。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实行煤炭销售票管理制度等，优先本地资源供应。这一状况在每年冬夏用煤旺季尤为明显。
为此，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多次发文，要求“产煤省对当地煤炭流通市场进行全面检查，清理自行出台的各类煤炭费用；取缔限制煤炭出省（区）等干扰正常运销秩序的不合理做法”。
此外，资源地政府均在其权限范围内集中煤炭资源。在上一轮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无论是山西、河南，还是内蒙古，都选择将本地企业作为主要兼并重组主体，有意限制外省企业或中央企业跨区域整合。
一些省份甚至明确规定，本地省属煤炭企业必须控制全省80%以上的资源量，产量要达到全省95%以上。“此举是为防止外省煤炭企业或中央企业摊薄本地煤炭利益。”煤炭行业人士分析。
除上述方式外，资源地开始在政策层面寻求突破，希望获得国家光明正大的政策支持。如，山西、内蒙古等地希望国家在当地开展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一是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二是为煤炭领域资源税改革探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