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当前银行信贷增长的情况看，尽管7月银行信贷增长只有5400多亿元，但这并非企业对银行信贷需求疲软，而是当前金融市场融资方式、融资工具及银行信贷行为发生较大变化。2003年以前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比重达90%以上，而2011年下降到58%。今年上半年情况也是如此，社会融资总额达7.8万亿元，银行信贷比重只有60%左右。7月社会融资总额达1.02万亿元，银行信贷所占比重只有53%，7月企业债发行达4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企业融资可通过更多融资渠道解决，直接融资渠道既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可降低银行风险，并减弱央行动用货币政策的工具频率。由于融资工具多元化，当企业拥有更多融资选择时，银行信贷需求减少是正常的事情。
其次，银行行为方式的变化将影响信贷增长季度分配。2009年央行对银行信贷实行规模放开而利率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银行竞争只是信贷规模大小的竞争，哪家银行信贷规模大，哪家银行的竞争力就强。按照当时的利润结算方式，贷款谁先放出谁得利。所以早放贷、先放贷、大量放贷，就成了当时银行工作人员获得高额奖金的主要行为模式。随着2010年银行基准利率上升及信贷规模管制收紧，银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的条件下，当信贷规模管制不严重时，国内银行为了争取更大规模，宁可把利率向下浮动，这种利率向下浮动是当时银行信贷的主流行为。2010年开始，这种行为就开始发生较大变化，2012年银行贷款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成为主流行为。
在信贷规模严重管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普遍上浮成为银行主流模式之后，银行贷款季节性分配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由传统的信贷分配时间（3：3：2：2）改为完全由商业在既定的信贷规模下自主选择。银行贷款放出时间不在于早，而在于利率定价水平与风险控制水平。在借款人同一风险的情况下，利率越高越好；在同一利率的情况下，信贷风险越低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下调利率两次，看上去对市场影响不小，对借款人融资成本下降有帮助，但央行两次下调一年期贷款利率共50基点，银行利率只要上浮10%就足以弥补损失。央行利率下调表面上存在，但实际上企业是无法分享到降息的好处。因为在信贷严格管制下，相对于借款人来说，银行是强势一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次央行降息是不对称减息。这种不对称减息不仅在于存贷款利率降息不对称，以及存贷款不同期限利率降息不对称，而且还第一次打开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央行这样做，一则是通过政策直接缩小银行存贷款利差；二是开启国内银行利率市场化重要一步；三是以此来改变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可以说，由于利差缩小，银行更有把贷款利率向上浮动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两次下调利率，有可能被银行行为方式的变化所抵消。
随着国内房地产泡沫逐渐挤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意识会进一步强化。不仅银行进入住房市场的信贷资金会减少，而且对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信贷审查会更严格。当前许多银行手上不是没有可贷信贷资金，而是考虑将资金流向风险更低、收益更好的企业或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信贷规模的控制也是必然。
第三，上半年GDP增速下行，很大程度上是与广东、浙江、上海及北京的GDP增长没有“破8”有关。这四个省市GDP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一是房地产泡沫挤出，使得投资增长下降，价格水平下移，并导致相关产业产能过剩。二是对于广东与浙江来说，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外需减少，从而使得工业增长由前十年的高速增长（广东2001-2011年年均增长18.8%）变为严重下滑。三是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型，同样是一个漫长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那么将吹大新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情况。住房有巨大的信贷需求，但银行不敢放贷款。早些时候货币政策稍微走向宽松却导致房地产价格反弹，房地产市场预期又有所改变，房地产宏观调控也面临戛然而止的风险。对于经济转型，对于国际经济疲软导致外需严重下降，想通过信贷需求扩张刺激同样是不可行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条件下，央行两次降息并没有启动国内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还应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无法通过信贷宽松来激励，否则又会走上房地产泡沫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