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欧洲债务危机的波及面广。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经济领域的各种危机很容易扩散到其他国家，形成所谓“传染效应”。欧洲债务危机最早始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诚然，这三个国家是小国家，经济规模有限，在欧元区的经济重要性不大，但其危机产生的“传染效应”却迅速传递到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和第四大国西班牙，甚至还使法国和塞浦路斯等国受累。“当然，即便存在这种可怕的‘传染效应’，如果欧盟能抓住将希腊债务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最佳时机，债务危机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江时学告诉记者。2009年10月，希腊经济形势告急时，欧盟并不认为一场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即将来临。当时，在欧盟的各个层面上，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希腊的债务问题应由希腊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二是帮助希腊解决其债务问题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直到2010年4月，即希腊债务危机业已“传染”
到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后，欧盟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出如何为希腊纾困的方案。这成为导致欧债危机久拖不决的第二大因素。
其次，欧盟最初制定的反危机战略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摆脱危机的最佳途径无疑是发展经济，但欧盟最初制定的反危机战略的核心却是财政紧缩。在实施财政紧缩的过程中，生产领域的大量投资被取消，社会福利被削减，从而使需求受到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财政紧缩是一把“双刃剑”。紧缩有利于削减不必要的政府开支，有利于实现财政平衡，但不利于刺激内需，不利于加快经济发展。而且，财政紧缩的社会成本很高。“但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欧盟开始调整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反危机战略。调整的重点是在不放弃财政紧缩的前提下，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说。
在最近几次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已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各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就业计划，减少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欧盟将与青年失业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8个国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尔兰）加强合作，成立特别工作组，制定针对青年人的具体的就业计划；呼吁法国、德国和英国尽快解决其在专利方面的分歧，以确保在2015年建成欧盟范围内的统一数码市场；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减少行政手续等手段，帮助欧盟的2300万个小企业走出目前的困境；将尚未使用的总额为820亿欧元的结构性基金和社会基金用于刺激基金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等。
作为导致危机久病不愈的又一大因素，国际评级机构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演化过程中，标准普尔、莫迪和惠誉三大主权信用评级公司发挥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负面作用。例如，当希腊政府在2009年10月公布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有关数据后，这些评级公司相继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等级，使希腊的形势更加岌岌可危。事实上，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五国的形势不断恶化，都与评级公司调低其主权信用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中，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并打破三大美国公司的垄断地位。
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世界经济也陷入复苏乏力的困境，这成为危机难愈的最大外部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优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与世界经济复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遭遇的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已掣肘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也使世界经济长期陷于不景气状态，从而使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换言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固然是事实，但难以彻底扭转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一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