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政府为何无力解决单一货币危机呢?美国又为何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并结束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呢?抗议者们为何去攻击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其他许多问题,我在韩国首尔无意间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我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就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这一课题发表演讲,并在韩国宣传了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将走向何方。没想到该书成了畅销书。人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这本书的书名:《资本主义制度4.0》。
“资本主义制度4.0”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变革。前三次变革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
我在韩国、新加坡等地与很多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支持以下说法:因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径庭。这场变革不只是调整一些规则或换下一些无能之辈。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正是不断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所在。
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不少人士看来,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亚洲人如今可以认真审视如何打造新式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了,这种制度将在社会领域产生不同于危机前的结果。在打造比这次危机期间已崩溃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公平、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政治和市场应各自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人们进行的辩论可能令人倍感鼓舞。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发生了“占领”运动以及围绕抗议出现了各种言论,但西方政客们如今想的全是去修复旧制度。德国坚持旧式的中央银行制度,由此在破坏欧元的生存。美国共和党人将任何表明对百万富翁征税额可能高于危机前水平的迹象谴责为“阶级斗争”,而民主党人则对改革50年前修改的社会福利制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西方国家政府甚至没有考虑增加小企业和抵押贷款,因为这么做会干扰管理层的特权。
如果西方国家政客拒绝接受新的经济理念,他们就无法为打造不同于且好于危机前状况的未来提出想法。因此,如果西方政界丧失方向感并令选民大失所望的话,我们不应吃惊。如果下一个亚洲对西方的出口大幅增长过程,不仅包括新产品、还包括新理念的话,我们也不应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