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叔”到“房姐”，一系列官员因房产问题被曝光且落马，让对反腐充满期待的公众找到了乐观的理由：如果能通过查询官员的房产，不就找到了一条反腐捷径？这条反腐新径曾让一些官员心惊肉跳，并有过一波抛房潮。不过惊慌的官员很快淡定下来，充满期待的公众也很快失望，因为一些地方很快采取各种方式封堵上了这一反腐通道。此前，媒体曾报道某些地方禁止“以人查房”，最新一则报道称，住房信息联网数据仅用于宏观分析，不设房屋产权查询端口，查询权保留于地方政府。

　　报道称，住建部在推进住房信息联网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担忧，为消除担忧便签了“安全协议”。舆论大呼失望，称“住房联网反腐”的期待基本落空，这一通道被堵死了。

　　其实，这种期待的落空是必然的，寄望于“住房联网反腐”本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是民间一厢情愿的想法，官方从未表示过会借此去反腐，现实中的种种体制障碍也决定了这种期待纯粹是舆论的空想。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公众，想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反腐，寻找一切制度形式去对官员进行监督。这种反腐焦虑和监督渴求中，便有了对“住房信息联网”这一制度的过度期待。“房叔”之类贪官的落马，让公众尝到了“盯住房就盯住了官员”的反腐成就感，以为住房一联网贪官就都能现形，这显然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住房信息联网”从制度初衷上看，本就不是用来反腐的，而是为了让政府部门掌握个人的房产信息——掌握这个信息不是为了解官员的廉政与否，而纯粹是为了公共管理和经济目的。比如，为征收房产税做制度准备，得全面掌握居民的房产状况，才能去收房产税。同时也是为了公共管理，比如对是否具备保障性住房资格进行核验，在限购下对家庭是否具备购房资格进行核验，对购房贷款和缴纳税费等进行管理。主导部门是住建部，决定了此制度的经济管理性。不要苛求一个经济性制度去在政治上承担反腐功能。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民间一头热地呼吁“借住房联网反腐”，可官方反应非常冷淡，从来没有承诺和回应过公众的期待。反腐败和住房联网完全是两回事，反腐败是纪委监察部门的事儿，而住房联网是住建部主管，井水不犯河水，是公众一厢情愿将两者扯上关系的。一系列腐败案的曝光让公众看到了房子与腐败的关联，于是有了“住房联网就能原形毕露”的联想，可这种联想缺乏官方支持。

　　可以理解公众的这种期待，可在财产公示这个核心的反腐败制度未得到推进的总体环境下，无法寄望于通过住房联网去倒逼官员的财产公开。从制度安排来看，有了总体的财产公示，通过住房联网反腐只是财产公示制度的一种配套制度。先有财产公开，然后住房联网自然就能具备了反腐功能。没有财产公示这个“主体制度”，只有住房联网这种“配套制度”，自然也难以发挥其作用。

　　反腐制度安排的先后次序是无法颠倒的，“倒逼”只是公众的一种幻想。如果财产公示渐而不进，就无法借助“住房联网”单兵突进地打开制度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