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是中国能源中的龙头老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弊端和挑战也逐渐浮出水面。日益增长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限制煤炭使用。燃煤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对电网适应新型能源造成了阻碍。进一步的所有权集中化重燃了关于电力行业放宽管制和改革的讨论。

　　中国正在面临煤炭发达国家都会遇到的典型难题：作为一种能源资源，煤炭具备出色的供应可靠性，同时也会造成最严重的排放。为了满足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中国正在迅速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水力资源：2020年前，中国计划拥有200吉瓦风能装机，50吉瓦太阳能装机，30吉瓦生物能源、300吉瓦水电和80吉瓦核电装机。但是，即使拥有了大量非化石能源资源，中国仍然计划每年增加50吉瓦燃煤产能以确保满足能源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使用煤炭而导致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日益明显。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北部地区由于烧煤供暖导致居民平均寿命减少5年。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国际能源署要求中国在2035年之前将燃煤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80%。这是一个需要能源行业进行重大重组并伴随巨大的技术提高才能完成的目标。

　　煤炭在中国处于半管制状态。为了牵制通货膨胀，中国发改委紧紧掌控着电价，却允许煤炭价格在市场价格范围内涨跌起伏。确定的电价和不确定的煤价之间的比例失衡导致电力行业严重扭曲。

　　2011年，尽管中国的年度电力需求增长达到12%，但由于急剧上涨的煤炭价格，大量发电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损失。2012年，尽管中国修建了大量的水电站和风电场，但电力增长仅略超过5%，这导致中国热电厂的平均装机量减少7%。但因煤炭价格下降，大量发电企业获得了创纪录的收益，同比大增80%。

　　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巩固和整合煤炭供应链，将其中的大部分规划到国有企业中。小型矿山正在被关闭或被大型能源集团收购。近年来煤炭行业最大的政策“上大压小”从“十一五”期间开始，要求每个地方政府确保当地的小工厂——钢铁熔炉、水泥窑和其它能源密集型工厂关闭并由大工厂替代。技术更先进的大型燃煤电厂可将效率提升50%，更能满足当地电力需求。这个新旧更迭的过程能够保证新工厂的发电量始终超过旧工厂，也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目前中国使用煤炭的工厂的平均效率已经超越美国。

　　“上大压小”政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它加强了现有的技术趋势，二是因为它直接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投资目标。“上大压小”政策同时也改变了工厂的所有权，很多老工厂以前由省级或地方政府修建和运营，而现在新的工厂都归中央所有。这可能会让中国电力行业重组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对环境的担忧使政策转向煤炭使用领域。中国政府“十二五”期间将在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中心的三个地区限制煤炭使用。这些区域2011年的煤炭消耗量增量占到全国煤炭消耗增量的55%，大多数用于发电。在减少煤炭消耗量的第一个阶段，三地全部禁止或限制在本地区修建新的燃煤工厂，转而鼓励工厂使用天然气。

　　中国东部地区的限煤政策导致燃煤发电活动向中国西部转移。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修建了“西电东输”线路，用以将电力从西部传输到人口密度高、耗电高的东部地区。

　　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投资者对所有发电形式的投资都有所增加。去年，风力发电的增长首次超过燃煤发电。这或许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信号：包括核电和风电在内的其它发电形式越来越多地上线，燃煤发电的需求逐渐被挤压了。这个趋势延续到了2013年上半年，结果是火电的利用率逐年下降。接下来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减缓发放新的许可证来应对产能过剩的局面。

　　从电网的角度来看，新的大型电厂降低了电力系统运营的灵活性。大型电厂更高的初始成本和电厂的发电量配额给电网运营带来更多挑战，电网既要消化大型电厂提供的电力，又要面临可再生能源并网带来的压力。“上大压小”政策在更换老旧工厂、提高效率、降低煤炭使用和碳排放的同时，正在阻碍中国将来发展低碳能源替代煤炭。

　　煤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重塑了电力行业的发展，但随着公众态度的转变和来自电网的新需求，煤炭将在未来10年面临选择。关于健康和环境的考量将持续左右能源政策，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渴望将影响电网政策发生转变。

　　然而，中国煤炭行业重复而混合的规则将使有效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更加复杂。除非页岩气生产迅速繁荣起来，否则煤炭仍是中国最具保障的能源。中国解决这些矛盾的决心将取决于中国制定能源行业政策时对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渴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