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何建坤表示：“今后两年节能降碳的挑战虽然不像‘十一五’的后两年那样艰巨，但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主要因素是城镇化和产业转移。”
在当日举行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上，何建坤说，今年将召开联合国[微博]气候变化峰会，以促进2015年最终就2020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加强减排力度的国际制度框架达成协议，同时也将推动各国2020年前加强减排的行动安排。
何建坤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1月份京津冀长时间严重的雾霾天气，更加引起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
“雾霾的成因和PM2.5的来源尽管比较复杂，但该地区的煤炭消费和汽车尾气无疑是首要原因。”何建坤说，因此当前沿海地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和机动车数量，既是改善大气质量的重要举措，也将促进CO2减排，向低碳发展转型。
何建坤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已出现由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逐步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低碳能源体系过渡的重大变革趋向，并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重大变革。但推进能源体系变革，中国比发达国家更艰巨。
他分析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总需求量将持续增加，未来二三十年内能源需求量仍将比2010年增长一倍左右，其后才有可能趋于饱和。
煤炭方面，《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达36.5亿吨，超过科学产能供应量近一倍。超采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采空区土地塌陷、地下水资源破坏、大气和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
当前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已占世界的45%，2005～2012年新增煤炭消费量占世界增量的66%，2012年煤炭净进口2.7亿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此外，中国2012年石油进口比例达58%，超过美国石油净进口48%的比例，天然气进口比例也达29.5%，2005～2012年新增石油消费占全球增量的63%，能源安全保障面临新挑战。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当非化石能源新增供应量能够满足新增能源需求量时，CO2排放才能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我国只有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才能使CO2排放峰值尽可能地早于能源消费峰值到来，从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
何建坤说，我国当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钢铁、水泥、焦炭(1167, -43.00, -3.55%)、炼铝等高耗能产品的产量在2020年前后即将陆续达到峰值，并开始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将加速，有利于促进单位GDP能源强度较大幅度地下降。
我国当前工业部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70%，何建坤预测，2020～2025年工业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将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从而为全国CO2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创造条件。
何建坤说，届时城镇化速度已趋缓，随着城镇化的完善，交通领域和建筑领域的能源消费虽仍会有缓慢增长，但只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同时在建筑领域通过提高能效、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交通领域通过提高燃油经济性、发展电动汽车及生物燃料等措施，到2030年左右建筑和交通领域的CO2排放增长将能放缓并趋于稳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的增加可基本满足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
何建坤预计，到2030年前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基本完成，GDP增速放缓，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届时，全国CO2排放有可能达到约110亿吨CO2的峰值。
但他说，这一结论仍具有不确定性，关键是制定积极、紧迫、经努力可实现的CO2排放峰值目标。因此，需要推进CO2排放配额交易试点，并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