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目前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直白阐述。
近年来，清洁能源作为能源、电力系统的生力军，在我国能源发展，特别是节能环保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已是大势所趋。
特别是今年以来，在推动能源革命的新态势下，我国能源行业起步沿着清洁、绿色、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前行，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在推进能源革命的一年中，我国对清洁能源发展更加重视，清洁能源已成为我国的能源转型升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洁能源是能源革命的生力军
“能源的消费是一个刚性的需求，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是相关的，很难改变。虽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但其还是要增长。我们在能源革命里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控制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把能源消费控制在一定水平上。”12月17日，在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主办的“2014电力行业竞争情报报告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
清洁能源是撬动能源结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今年以来，我国逐步对能源革命展开部署，确立“节能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四大战略，发展清洁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大势所趋。
“如在5~10年前，说将可再生能源能够作为电力发展的主导能源之一，大家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弱小’。”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表示，“我国2005年通过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 《可再生能源法》，随后10年里，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保持在1400亿千瓦时以上，使其成为我国继火电、水电后的第3大电源，这很了不起。过去很难想象通过一个个风机转动就可以组成这么庞大的电源系统。”作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我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光伏产业全产业链。而今年以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 “华龙一号”成为我国核电重启提速的重要信号。据国家能源局10月30日发布信息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0437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比例超过30%，保持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第一大国地位。
据中电联规划与统计信息部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贵元介绍，2014年，我国电力供需情况比较宽松，电力供应能力是比较充足的。相关数据显示，非化石能源包括 风电、水电发展较快，火电增长速度较慢，利用小时下降比较大。同时，据预测，2014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3.5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接近34%；2015年底，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将达5.0亿千瓦，占比将提高到35%左右。
清洁能源发展要做好风险防范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和一些集团纷纷提出了能源转型，他们当时面对的也正是目前我国能源革命中所显现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高世宪表示。
据高世宪介绍，几大经济体转型所呈现的主要特点是均立足本国国情制定能源转型问题，制定很明确的能源转型的目标。同时，依靠技术创新推动能源转型，“整个能源转型里一个很大的比例就是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美国提出的科技创新领域包括发展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第四代的核电技术；欧盟各国纷纷将能源互联网、大型海上风机、高效光伏电池、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电动汽车等绿色能源生产及消费技术作为其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日本着重核电，进一步提高能源自给率和能效。”石定寰表示，能源革命非常艰巨，与我国能源发展及每个人息息相关，尤其在思想观念上要进行转变。“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对于我国是很大的 挑战，这个形势下对能源结构的调整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看得更加明确，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措施，没有革命性的思维，我们很难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目标。
“新常态”下，能源发展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其自身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更直接影响。
按照今年5月15日国务院印发的《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而当环保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单位GDP的能耗和整体资源环境消耗就越少，经济结构就会越“绿”。但随着能源市场化进一步深化，对市场化带来的风险必须做好防范。
“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和房地产业一样，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主要动力来源。过去我们高速前进，现在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化解过剩产能和泡沫，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会形成较大冲击，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也会诱发金融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表示，“从整体上看，我国新一轮改革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果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能够取得突破，则可以避免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反过来，如果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则可能需要一场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