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2017、2020年重要时点都有目标设立，到今年年底，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做考核，2017年将会做中期考核，2020年要确保京津冀一体化的基本实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同时透露，《纲要》比原定发布时间延迟，“难题在河北省”，目前尚不知道具体发布时间。

核心资源之争

据前述知情人士介绍，河北规划未确定，与河北、天津两地的功能重合有关，“河北和天津的博弈主要是在产业转移上，焦点在港口”。

同处在环渤海区域的两个重要港口——天津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是环渤海地区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自然和配套条件不同，其港口功能有相似之处也各有特点，经常被拿来比较。

2008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标志着曹妃甸的发展正式作为国家战略全面启动，当时文件专门对曹妃甸港区、天津港的港口功能划分予以明确：前者为中国能源、矿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后者为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国内北方航运中心。

李峰曾在前年参与了河北港口相关课题，据他介绍，当时政府曾试图让这两个港口合作，交叉分工承担一些功能，以便实现港口之间的互动，“当时想借助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来实现通关的便捷化，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

“这是天津和河北在核心资源谈判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体现出双方深度博弈背后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主导权，另一个是财政问题。”李峰表示，因为港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对天津也是一样，“就像北京所说，什么也不羡慕，就羡慕天津有个港口”。

三地协同发展的博弈点，不仅存在于天津、河北两地，也同样发生在北京、天津之间。

京津两地的协同发展难点，在天津的功能定位调整上可知一二。“北京和天津在某些重叠领域面临深度博弈，矛盾在金融上。”前述知情人士表示。

在目前天津“一个基地三个区”的功能定位上，除金融功能外，其余三个功能基本与2006年以来天津给予自身的定位差异不大。

“天津当时想定位的是金融创新中心，后来退一步到北方的金融创新中心，再后来就改成了金融创新示范区。”他透露，因为一旦挂了区域后，“天津就和北京之间就会有矛盾”。

于家堡金融区便是京津在金融功能领域暗战的一个缩影，其承载了天津打造全球最大金融区的愿景。据知情人士介绍说，在此次协同以后，北京和天津试图在金融领域合作，应该说是互利共赢的事，但是项目一直在拖，没有再继续谈判。

事实上，细致观察，便可以从中窥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从过去的提法“京津冀一体化”变为如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从‘一体化’到‘协同发展’，反映出原来的一体化认识，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于当前的困难和现状，认识得还不够清楚。”李峰表示，尤其是在京津冀一体化所面临的困难这一问题上，这需要三地打破行政体制束缚，有舍才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