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资项目影响不大？
记者浏览了这份长达170多页的草案，其涵盖了矿业税征收方式，包括针对现有项目、新建项目以及合资企业等情况的征税案例。有媒体报道认为，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和煤炭产品出口国，矿业资源税草案将征税目标瞄准铁矿和煤矿，势必推高全球的铁矿石和煤炭价格。这对中国来说，无疑不是一个好消息。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总额约为3亿吨（约占总进口量的四成），金额超过450亿美元。假设铁矿石企业将矿石价格提升15%来对冲税收成本，中国钢铁企业至少要掏出50亿美元来为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税买单。如果其他国家的铁矿石跟风涨价，中国钢铁企业增加的支出将超百亿美元。
从煤炭方面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中国进口煤炭5688万吨，全年进口超亿吨成为必然。澳大利亚作为全球重要的煤炭出口基地，去年昆士兰地区（澳大利亚主要产煤地）发生洪水，引发全球煤炭价格飞涨。尽管目前国内的煤炭价格尚未与国际价格对接，但其传导效应仍然让市场压力巨大。
此外，中国近两年加大了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投资力度，也成为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据悉，宝钢、首钢、武钢、中钢、鞍钢、中信泰富等企业，都在澳大利亚投资了铁矿；煤炭方面，2009年兖州煤业(600188,股吧)以33.33亿澳元在澳大利亚收购了Felix煤矿100%股权，2011年5月，兖州煤业出价约38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煤企WhitehavenCoal。联合金属网的分析师胡凯指出，一旦资源税开征，很可能将增加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风险，对投资回报率产生影响。
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矿产资源租赁税草案的影响对我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的影响相对有限。五矿证券研究员张涵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该税种主要针对经营利润为正的矿山，目前我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经营的矿山中，进入成熟期且稳定盈利的项目屈指可数。大量的项目还在投入期，短期内不会受影响。二是在税收抵扣上存在操作空间。比如，除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矿产资源租赁税外，各州政府还按2%-10%不等的税率征收租贷税，按规定这是可以用来抵减租赁税的。另外，国内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对于加大供给和平抑价格上涨有着积极意义。
另据了解，新税收方案仅适用于年利润额在5000万澳元及以上的铁矿和煤矿企业，低于这一水平不用交税。征收方案还规定了税收起征门槛，准许投资回报率为10年期公债利率（目前约为5%）加上7%计算，也即利润率低于12%的企业也不用征收，企业甚至还可以选择账面价值或市场价值作为计算准许回报率的基准，微利企业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另外，新税收方案规定新投资项目将通过即时冲减的形式享受优待，而非在数年中计入折旧，亦即新投资项目可即刻获得税收减免收益，只在获取相当收益以至于收回前期投资后才会缴纳这项新税收。
不过，张涵表示，除中资矿业投资者外，倚赖进口铁矿石的中国钢铁业，则面临澳大利亚矿商转嫁税收成本。中国钢铁行业粗钢年产量目前达6亿吨，占全球总产量44.3%，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只有3%左右。很多钢企甚至处于亏损边缘，不时以检修为名停产，单在10月已有17家钢企停产检修。新税对钢铁业影响将难以估计。
分析家指出，各国出于保护矿产资源，加重资源税将是全球大势所趋。中国作为资源消耗大国，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对传统资源、传统产地的依赖。期望中国转战非洲矿业，突破澳大利亚垄断。
澳大利亚经济不受冲击？
据了解，矿产资源使用税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在陆克文政府看来，澳大利亚庞大的矿产资源应该是全体澳大利亚国民的财富，但澳大利亚的两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的最大股东都是海外投资者，两大公司巨额利润中的相当大部分也因此“流失”海外。为了把矿业利润留在国内，陆克文政府决定出台资源税。
陆克文政府当初决定将税率定在40%，这一高税率受到了矿业巨头的联合抵制，陆克文也因此下台。女总理杰拉德上台后，对40%的税率进行了调整，将税率降到30%。但这一税率依然受到了来自矿产界的抵制。直到去年底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爆发洪水灾害，为了推动灾后重建，政府和矿产界才在30%税率上达成妥协。
近10年来，在新兴经济体对矿产品强劲需求支撑下，澳大利亚经济实现了由“骑在羊背上”到“坐在矿车上”的转换，对矿产业依赖度日益增加。
据澳大利亚官方报告统计，2009至2010财年，在澳大利亚前10大出口产品中，8项为矿产品，合计占澳大利亚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45.73%。其中，排名第一的煤炭占14.34%，排名第二的铁矿石以及精矿占13.8%。
然而，对于矿业的过度依赖产生了经济学界所谓的“双速经济”，也即矿业部门业务增长快、利润高，制造业等其他部门增长慢、利润低；矿业大州经济增速高、失业率低，缺矿州的经济增速低、失业率高。
在矿业飞速增长的背后，澳大利亚经济部门间的收益率差距和地区间贫富悬殊日趋显著。这种经济失衡加剧了行业以及地区间矛盾，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林赛·坦纳曾警告说，澳大利亚需要减少对矿业的过度依赖，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将严重威胁国家战略经济安全。
在一国经济结构中，如果单一产业过度膨胀，则可能开始吞噬过多经济资源，在财富分配、出口等领域挤压其他产业，形成所谓“黑洞效应”。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经济正受制于“黑洞效应”。墨尔本大学格拉顿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索尔·艾斯雷克表示，长期看来，矿业不能确保“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获得繁荣”，反而损害其他产业。艾斯雷克认为，在矿业繁荣影响下，澳元兑美元汇率上涨至30年来的高位，这将大大削弱澳大利亚农业、制造业、旅游业和教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劳动就业方面，矿业过快发展导致技术工人短缺。在澳大利亚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情况下，预计包括矿产业在内的相关产业部门的工资仍将维持高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由此看来，在澳大利亚推行矿税改革势在必行。但其国内也有人认为，矿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要承受如此高的税负，势必遭受打击，甚至连累其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据澳大利亚国库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较之“资源暴利税”，预计“矿产资源使用税”将使澳大利亚财政在10年间少收入600亿澳元。
对此，澳大利亚资源、能源与旅游部长马丁·弗格森表示，该国新推行的矿产税没有影响投资，也没有影响该国经济，称当前仍有大量资金进入该行业。
弗格森表示，仅在天然气领域，当前投资已达1200亿-1300亿澳元。同时在铁矿石和煤炭领域，奥林匹克大坝可能的扩张，南澳大利亚的铜和铀运营项目同样拥有巨大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