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寒冬来临，国内第三大煤矿集团——同煤集团下属子公司大同煤业第三季度报表显示亏损11亿元，此外，大同煤业现金流为负14.4亿元。面对销售利润下滑，大型煤企已不断靠“借新还旧”维持企业运转，坊间更有传言同煤集团现已依靠银行贷款发放职工工资。

对此，记者采访多位大同煤业董秘以及在职职工以了解其经营、负债情况。当前煤企大面积亏损，煤炭价格虽已基本市场化，但国有煤炭企业的运作却远未市场化。类似同煤集团这类大型煤企普遍面临着尾大不掉，转型困难的问题。而因其国企性质，承担着维稳等社会职责也加剧了转型的困难。

业绩下滑债务上升

作为上市煤企，大同煤业年产量达到3027.02万吨（2014年年报数据），拥有煤峪口、忻州窑、燕子山、塔山煤矿，色连煤矿五处大型矿产。

大同煤业的母公司同煤集团位列全国第三大煤矿集团（仅次于神华集团和中煤能源集团）年度煤炭产量超过1.5亿吨。拥有大小矿井73个。其职工数量达20万人，职工家属数量约80万人，同煤集团作为大同经济支柱，每年为大同贡献50%以上GDP，被视为大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然而，煤炭行业整体的萧条波及到了这家作为大同市经济支柱的企业。大同煤业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46亿元左右，较去年同期80亿元减少约42%。经营效益不好的状况并非刚刚出现，早在2013年，大同煤业年度亏损额已达14亿元，2014年虽然账面盈利约1.48亿元，但根据其年报注明，却来自于“本年向母公司同煤集团整体转让四老沟、同家梁矿形成的营业外收入12.6亿元”。

对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大同煤业董事会秘书钱建军向本报回应称：“一是受煤炭需求过剩的影响，2015年煤炭行业整体不容乐观，煤炭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当期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二是受经济下滑影响，用户煤炭货款结算现金比例下降，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比重大幅增加；三是2015年市场景气度仍不景气，造成煤炭销售回款滞后，1~9月应收账款项大幅增加。”

与亏损的增加相对应的是高企的债务压力。大同煤业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其长期借款高达约45亿元左右，而2013年年报显示的长期借款仅约8.6亿元。对此，钱建军表示长期借款大量增加主要是受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影响。“2015年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炭售价持续下滑，造成销售收入逐年减少，加之货款回收中现金比例的大幅下降，公司现金流已无法满足公司生产及发展所需，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15年公司增加了长期借款数额。借款主要用于业务发展计划中的长期投资，控股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归还短期借款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等。”

在亏损的同时，大同煤业现金流量亦表现为负值，今年前三季度为-14.4亿元，而上年同期为-6.2亿元，同比增加8.2亿元。对此，钱建军向记者解释道，现金流表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大幅下降。

赔钱生产维持运转

为了应对利润的下滑，大同煤业母公司同煤集团以降低职工薪水来减少成本支出。赵鹏（化名）是大同煤业旗下塔山煤矿的一名普通员工，他告诉记者，现在比起去年年初，他的月工资大约减少了3000元左右。部分管理层的月薪也被不同程度的梯度降低。甚至有传言为了进一步削减成本，集团将要求45岁以上职工提前内退，对他们每年支付25000元退休金，但并没有正式的条文出台。

另一同煤集团下属企业退休员工告诉记者，她所属企业在职员工的月薪已经减少了500元。并且有传闻称，年后她所在的单位月薪还将继续下调500元。

关于减薪是否属实，同煤集团对接媒体部门某领导陈庆春（化名）向记者承认：“今年总体上宏观经济较低迷，煤炭行业效益确实不太景气。今年的确有降薪的举动，但也是行情下滑情况下不得已的举措，员工在企业效益好时多赚钱，效益差时少赚钱也是常态。”但对于未来同煤集团是否有裁员和进一步降薪的举动，陈庆春回应，目前同煤集团并未裁员，将来是否会降薪、裁员并不确定。

面对下降的利润、紧张的资金链，多位同煤集团在职或退休员工向记者表示，他们曾多次听闻“集团现已依靠银行贷款发放职工的薪水”，记者向陈庆春询问该传闻是否属实，陈庆春坚决否认称，这只是在员工之间的传言。

记者向钱建军发出的采访提纲中也问到，大同煤业今年以来依靠银行借款发放员工工资的传言是否属实？若属实，大同煤业打算今后如何应对债务压力？钱建军并未回答这一问题。

此外，为了取得现金，维持运转，同煤集团部分矿井已经在赔钱生产。赵鹏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塔山煤矿2012年每吨煤的坑口价最多能卖到560元左右一吨，现在坑口价只能卖190元左右一吨。此外，之前塔山煤矿按照订单生产，而现在的方针是尽量多生产以取得更多现金。

对此，招商证券煤炭行业分析师李军（化名）表示，山西多以地下煤为主，又因机械化程度不够先进，因而开采成本较高。陕西、内蒙古每吨煤炭的开采成本只有100元左右，而山西每吨煤炭的开采成本在240元左右。

忻州窑矿某员工秦进告诉记者，他几乎每个工作日上午都看到有大批拉煤车来到忻州窑矿拉煤，他并没有感觉到今年以来煤产量的下降，反而感觉现在越贴钱，越生产。

对于现在是否在贴钱卖煤，陈庆春并未正面回答。他说：“每个矿采煤的成本因机械化程度、人员数量等因素都不一样，所以每个矿的坑口价也都不同，并且不同矿区开采成本、坑口价都是动态的。”

供大于求煤企寒冬已至

亏本经营、债务高企，这些大同煤业存在的问题在煤企中并非个例。全国第一大煤炭企业神华集团第三季度净利润减少四成。第二大煤矿企业中煤能源上市7年来首次出现亏损，今年三季度亏损16.66亿元。

大同煤业降薪的举动在煤炭行业中也早已不是新鲜事，潞安集团和淮北矿业集团出台了鼓励员工内部休假以及停薪留职的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东北第一大煤企黑龙江龙煤集团在9月份就提出了3个月分流10万人的目标。

李军向记者表示：“现在煤炭行业产能还在扩张，而需求却在下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价格只能不断下跌。现在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国内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在放缓，这种状况导致中游的钢铁、水泥、冶金、建材、矿材的需求下降，传导到上游煤炭的需求也在不断下降。并且因为煤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国家出于环保的考虑限制了煤炭的消费。”

在大同煤业2014年年报中，大同煤业对于目前煤炭的生产经营状况更是直言：煤炭行业产能过剩集中显现,市场供大于求现象严重。各煤炭企业竞相降价,煤炭销售陷入“降价-减量-再降价”的恶性循环“怪圈”。

在降价潮下，煤企普遍现金流不容乐观。李军表示：“当前大部分煤企的煤价低于它的现金流成本，很多煤企都在赔着自己的现金流卖煤。之所以这么做，因煤炭公司一旦停产，银行就会马上前来催债。因此，煤炭企业哪怕赔钱生产也要继续开采，因为只要有现金流，使得债主们看到煤企仍在顺利经营，他们就会较容易认为企业还有还钱的希望。煤企未来能否顺利取得银行贷款也并不乐观。当前整个煤炭行业的贷款量大约在1.5万亿元。银行基本上不增量发放贷款，并且能够收回的贷款就收回。”

而煤企越是开采销售就越是影响现金流。“煤炭行业主体亏现金流是从今年才开始，以前只是账面亏损，没有亏损到现金流。开采成本高昂的山西煤企亏现金流的状况更为严重。我认为这些煤企依靠自身偿还这部分债务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能不断的借新还旧。”李军说。

社会责任重转型艰难

煤炭价格已基本市场化，但大型国有煤企仍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其运作方式远未市场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职工都未做到“在其位，谋其职，尽其责”。

一方面，煤企成为腐败案多发领域，山西七大国有煤企中，已有大批高管落马，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其中就包括同煤集团原董事长吴永平，近期曝光的原同煤集团四台矿矿长，山煤国际(600546,股吧)的董事长郭海。

另一方面，煤企在不断亏损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大量吃空饷现象。以大同煤业为例，赵鹏告诉记者，大同煤业旗下年产量2500万吨的塔山煤矿只有1600名左右员工，另一大同煤业旗下年产量仅为250万吨的忻州窑矿员工数量却达到5000人左右。忻州窑矿这类年产量较低的老矿区因为人员的过剩、管理的欠缺，对员工是否到岗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因而普遍存在着吃空饷的现象。秦进向记者透露，忻州窑矿大约有1000多人吃空饷，经常不到岗。同煤集团今年年初曾提出整治吃空饷的现象，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多家煤企曾提出转型，神华集团曾公开声称将转型发展核电，同煤集团也早提出将发展煤电一体化。李军认为国有煤企转型非常艰难，实现的可能性很低。“年产量千万吨的小型煤矿企业，可将矿产卖掉改做其他行业来实现转型，大型煤炭企业根本无法转型。”他说。

此外，煤炭企业的产能退出机制并不健全。即使在亏损情况下，也无法重组，破产。而煤炭企业又因其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导致其裁员困难。

“煤炭企业大多都是国企，除了赚钱之外，他们还要负担很多社会责任。像龙煤集团这类有着20万名员工的大企业，不能说倒就倒，亏钱就不开采，不然大量煤企员工的安置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会想办法帮助这些亏损企业，黑龙江政府就直接给龙煤拨款。大型煤企确实在亏钱，但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也会让他们活下去。”李军表示。

李军告诉记者，煤炭行业大概有530~570万从业人员，这些煤企之所以不断提及职工家属数量因这些矿区有个特点，矿区职工基本上都是拖家带口的存活在矿区中，职工的家属、子女都需要企业给他们安排工作。

对此，陈庆春说：“职工家属对就业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家从90年代末就规定企业没有责任安排职工子女接班。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合时宜。我们是成立了60多年的老企业，多年以来遗留下的历史问题很多，人员积累量越来越多。当前在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上我们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实行“帮扶就业”。安置职工子女就业对于我们现在来讲也很困难，企业现在都已人员过剩，员工子女该如何在企业中安置？”

陈庆春更是认为龙煤集团的裁员方案很难实施。“员工子女的工作安排都会要求企业来解决，让员工下岗，他们怎么会轻易同意？”他说。此外，陈庆春还告诉记者：“我们同煤集团每年都在建议关闭一些资源枯竭的破产煤矿，可国有企业不是想关就能关，关闭之后职工该如何分流、安置？”

但这些不够市场化，尾大不掉的国企也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职责。陈庆春表示“现在我们企业主要包袱就是社会负担，社会职能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负担，我们每年在社会职能上的支出就将近40亿元。前几年我们把学校从集团中分离了出去，物业、医院、环卫还都由我们负责。企业不应当过度承担社会职责，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讲太重，也影响了企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