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与加强监审并行
上海证券报：资源品价格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温桂芳：用完全成本去测量价格是否合理，国家需要干预成本价格。
资源价格改革应该结合东西部的发展平衡问题、缩小城乡差距问题相联系，理顺利益分配，谋求更为平衡的发展。
首先，需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的管制要合理，这个合理表现在对成本的测量要完全，把过去没计入的环境、退出成本等要计入在内，不论价格最后放开与否都应该这么做。石油价格现在市场化程度提高，与国际更加接轨，但不等于其社会责任就没有了，这种治理成本也要通过价格反映出来。这也是衡量企业的效益合理与否的方式。
第二要加强对政府定价产品的成本监审。越是没放开的价格，越要加强监审，成本核算清楚，再放开市场的供求影响。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应科学合理，这是最基本的。
上海证券报：怎么看待“十二五”期间资源品价格改革的时机选择？
温桂芳：资源改革具有必要性：首先，转方式、调结构必须发挥价格作用 。以前，“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源要素价格被压低，造成极大浪费。要改变这种方式，还得解决价格问题，把原来不合理的价格变成合理的，这是不得不过的一关，不解决此问题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必须通过价格改革倒逼降低能源消耗，提高效益。
第二，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城市发展不平衡，这和资源品价格现状有关系，所以过去遗留下来的最硬的一块骨头要啃下来，现在就必须要进行价格改革。
至于改革的时机好坏是个伪命题，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环境更恶劣，但许多改革仍然越过障碍、克服困难成功了，因为当时把价格改革放在了决定经济成败的地位上，看到了这个问题，搞市场经济不发挥价格机制不行。
所以现在的价格问题不是时机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人们从改革中获得的实惠少了的社会深层矛盾问题，所以大家对改革有质疑，价格只是导火索。
当务之急是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改革的后顾之忧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应该先把这个解决了，比如社会保障问题比资源价格改革还要紧迫。
成本是资源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
上海证券报：资源与资源性产品价格本身应具有什么属性和特点？价格的构成和形成是一种概念吗？
温桂芳： 资源品价格与资源本身的价格应该予以区分，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谓资源本身的价格，即天然形成的、未经过人工加工的，例如原煤、原油，它们的价格主要反映本身的价值，再加上开采成本，环保成本，安全成本和退出成本。而经人工加工后的资源品，例如焦煤、汽油价格则还应该加上生产成本，也即购买成本加生产成本，还有企业的税收和利润。
资源本身的价值衡量应依据其稀缺程度，是贫矿还是富矿，开采是难是易，通过开采完后的投入来计算其本身成本。而现在的价格中又包括税收——资源税，原来的从量计征变成从价计征，所以资源价格也必须包括这一系列成本。
资源一般是国有的，很大程度上都有国家管控，尤其是在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市场准入方面没有资源性产品那么市场化。比如石油市场本身垄断性就无法开放。
此外，资源性产品价格应该遵循两方面的原则：一是成本为其最低界限；二是若此种产品价格不由政府决定，则还由市场供求决定，若非常稀缺则由卖方市场决定；若富余，则由买方市场决定。但成本仍是其最低经济界限。
而价格的构成与形成也是公众容易误解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两者是有严格界限的。价格构成是 ：成本、利润和税收；价格形成则是两方面：以什么为基础和受什么因素影响。成本当然是价格形成的基础，至于影响价格的因素则包括税收和市场供求以及政策因素。
具体来看，税收的影响表现在对其本身征收资源税的多少，比如盐本身的成本并不高，但由于它的高税收使得它要卖1元多一斤；供求的影响则无需赘言；政策上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长期被压低的粮食价格就是政府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过去我们太过于重视工业发展、保护工业。
但这个政策引起的问题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所以今后的政策方向一定是向更加向农村发展的方向倾斜，这对保证城市的供给、稳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证券报：资源品价格对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的影响有哪些？
温桂芳：首先要明确资源品价格有配置资源的作用，表现形式是利多者得，哪里有利润它往哪里去。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也由此而来，因为资源总量有限，哪里有更多地劳动力、资金，它就流向哪里。
现在我们的三大产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价格作用是很明显的。国家过去长期压低农产品价格，让资源离开农业流向工业，工业农业发展的剪刀差日益明显，现在农民自己也不务农了，都进城打工了，因为城市占有更多资源，这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作用，使得一二产业分化。
再看服务业，曾经因为此行业的价格、收入低而不受重视，当然过去的低端服务业与现在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证券、IT业 也有差距，但现在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有发展的必要。所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物流、电商等肯定能安装起来，目前这些行业也是高收入行业。这些都是价格的作用，政策的作用最终都会落实到价格上来。
而从价格对地区发展的影响上来看，东部与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价格配置资源的结果之一。东部经济发达，服务业、农业发展更好，因此同样的资源创造的价值更多，所以会引来更多地资金和人才，又由于我们长期对资源价格严重低估是的资金越容易倾斜东部，所以中西部地区虽然是资源富翁却是经济发展赶不上东部地区。
煤电矛盾是垄断造成的结果之一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国家对有些下游的资源品价格管制过严？怎么看现在日益激化的煤电矛盾？
温桂芳：有些资源品价格涉及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必须要管。这是视其重要程度来定的。而重不重要与它本身的稀缺程度有关。比如，煤一度并不属于稀缺资源，但随着用电量的增长，煤变得紧缺起来，所以国家尽管放开了一部分煤价，但涉及电煤仍然有一些管制措施。而现在的石油、天然气价格同理，虽然有些也在搞合资，但肯定也要受到管制。
至于煤电矛盾，这是垄断造成的结果之一，电一定程度上是垄断的，在垄断情况目前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要另寻手段去解决问题，所以电需要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办法。
我们讲电力体制改革、电价改革不是说国外的模式就一定适用于我们，因为国外的很多改革也失败了。但现在我们的电力垄断部门是谁强势谁做主，所以破垄断我认为是最关键的问题。煤虽说也未完全放开，但国企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并且煤炭的生产环节可以垄断，而销售环节却垄断不了，但电网只有一条，是唯一输送通道，分开只会造成浪费，所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上海证券报：资源性企业的退出机制如何设立？这对资源品最后价格有何影响？
温桂芳：应该在企业收入里强制留存一部分企业准备金作为退出资金。这些资源型企业用资源赚来的收入里必须强制其留出一部分作为退出资金，也就是一旦资源开采完毕后的环境治理和人员安费用。
而这一笔费用可以从成本中出，也可以从利润中出，但现在企业实行的一般是从成本中出，这样也推高了最后资源品的价格。
上海证券报：资源品价格改革应结合怎样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手段？
温桂芳：财税方面，保证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生存不受影响，这就需要财政补贴；二是对企业进行减负，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把减下来的税收变成工资，完善社会保障，一些个人所得税等改革应在惠民方面下工夫。
此外还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中西部缩小地区发展多做工作；考虑有利于稳定物价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最后，稳定经济适当进行微调也是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