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近年来，我国结合宏观经济调控与社会发展，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并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税负重吗？
贾 康：我国的宏观税负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税收没有问题。比如，我国税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方面。
记 者：这两年国家大幅减免了很多税种，但为什么公众感觉税仍然不轻？
贾 康：随着我国企业主体和居民个人的纳税人意识的提高，税收负担的被关注度也迅速上升。虽然我国总体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作国际比较不能认为过高，但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也过高，而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水平的问题，却是应当明确指出的缺陷，并且正在引发社会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另外，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并辅之以其它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众关切和顺应民心，降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社会群体的税收痛苦，优化分配和再分配，促进社会和谐。
记 者：与当前经济调控及延伸到中长期的进一步推进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相比较，结构性减税是否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必要性？
贾 康：是的。今后不论是经济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都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结构性减税。另外，当下欧债危机阴云密布、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十分明显，企业界预期不好，实体经济信心不足、士气不振、盈利前景看淡，很有必要运用结构性减税冲抵不良预期，支撑实体经济的基本景气水平。
记 者：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哪些作用？
贾 康：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临迫切的调整和优化任务，提高增长质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运用经济杠杆，而结构性减税正是在运用税收杠杆时大有可为的领域，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应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贡献。
记 者：去年个别地方政府“逼”着当地的创业不久的小微企业升级换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 康：这实际上陷入了误区，把一个好的概念用错了地方。升级换代应该适合一定规模的、解决了生存的企业，“草根企业”则更需要宽松、优惠和扶助。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已于去年秋天开始实施，将原来的营业税，增值税从最高5000元提到最高2万的标准，但这需要各地尽快形成实施细则，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
记 者：减税如何与财政承受力相匹配？
贾 康：我国财政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进入“放水养鱼”、“减税让利”、搞活企业、涵养财源之后的收获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恢复性增长延续至今，财政实力随综合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而显著上升，2012年，这一比重的名义指标有望升为22%左右，加上其它政府财力收入，全口径的宏观税负约达32%左右，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结构性减税具备现实可行性。
记 者：2012年以及今后几年，结构性减税应着重考虑哪些方面？
贾 康：在进口环节适当地、有选择性地降低关税。今年财政部门已布置600多项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下调，有利于降低相关企业和消费者负担，应落地做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改项目和可界定的创新活动，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项目、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等，应积极适当匹配所得税抵减、增值税和营业税降低税率、相关融资支持的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措施；对蔬菜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的同时，清理、整顿相关的物流收费和降低其它实际负担，以利改进基本民生。在个人所得税深化改革中，应创造条件结合“综合收入”和“加计扣除”等机制，针对培育中等收入阶层这一重要方针，体现更有力的结构性减税安排。
记 者：上海于今年1月1日“先行先试”实施增值税扩围改革，今后是否要在全国推开？
贾 康：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可消除建安、交通企业的重复征税因素，鼓励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进而改进服务提振消费、转变方式惠及民生，应在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后积极扩大覆盖面，直至最终对统一市场全覆盖。
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积极表态要跟进，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他们不跟进，一些企业就会流向上海，所以，应该尽可能抓紧把这样一个免除重复增税的新机制覆盖到同一市场。另外，环渤海地区也非常积极，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能看到环渤海的动作。
如果以后一步一步推开，会让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服务业放开手脚，实现进一步细分，并加快升级换代。这样，免除重复增税后带来的活力，会给消费者带来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也能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这是一个事关长远的新机制，结构性减税是其中的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