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看来，整个钢铁行业是一个“高压锅”。

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八年的他，专职负责“查钢”，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他和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刚刚完成了一项涉及五大重点产钢省、110多家钢企的调研。

调研结果让人揪心，持续数年的钢铁产能过剩达到极限，亏损之巨已难以为继，行业负债频破纪录而僵尸企业却未能出清，钢价连创新低却加剧了恶性竞争，风险在加速集聚，整个行业面临着一场“钢铁危机”。

存亡之际，一些地方和企业开始了去产能的艰难探索，业界、学界、政府机构关于钢铁行业脱困的探讨也越来越多。去产能如何建立退出通道、安置职工、处置债务？整个钢铁行业站在了一个关乎其存亡兴衰的关键路口。

“囚徒困境”与“钢铁危机”

“这一百多家钢企普遍的声音是：生不如死，活不了又死不得。”赵喜子表示，尽管钢铁行业对去产能呼吁再三，但落实起来却阻力重重。在他看来，钢铁去产能，第一大阻力就是地方政府，第二是银行，第三是钢企本身。

钢铁大省的经济增速大都垫底，钢企去产能势必会造成这些地方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而员工失业也可能增加地方不稳定因素，因而地方普遍不愿意看到企业削减规模，在山西调研时赵喜子发现，有企业已经死掉又被地方政府救活的现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考察第一站选择了山西的钢铁企业。在山西，他强调“好钢要千锤百炼，好产能要优胜劣汰”，对地方去产能不无喊话的意味。

银行阻力的背后，是对呆坏账增加的担忧，如果企业死亡或大面积减产，必然影响银行的成绩单；钢企多数是国有企业，去产能意味着大量职工的安置，加之不少企业仍心存侥幸希望熬过“周期性调整”，去产能困难重重。

更麻烦的是，钢铁业去产能面临着“囚徒困境”：去产能各自推诿，皆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而保全自己的企业。另一重“囚徒困境”则存在于各责任主体之间：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在责任归属上难以厘清，由谁买单是个互相扯皮的问题。

迟迟无法退出的钢铁产能，影响着市场供需的平衡，钢企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风行，钢价连创新低，却成为钢企自相搏杀的工具，恶性竞争又带来价格的一降再降，整个钢铁行业被拖至危险的边缘。赵喜子认为，如此以往，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场“钢铁危机”。

这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的钢铁业危机，在那个与今日中国相类似的背景下，欧美等国钢铁发生了惨烈的调整：1974年到1984年的10年间，英国钢铁产量下跌近60%，美国下跌近40%，西德下跌26%，法国下跌近30%。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钢铁危机”将带来钢铁生产、流通企业大面积死亡，职工大量失业，银行债务出现大规模坏账，造成金融风险显性化，必须全力避免这一情况。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介绍，去年前11月，重点统计钢企累计亏损531.32亿元，主营业务亏损917.7亿元，主营业务利润率为-3.4%，为工业行业最低水平。重点统计的101家企业中51家亏损，亏损面创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同时钢铁行业负债率在2009年到2012年间快速增长了10个百分点，接近70%，远高于我国制造业55.7%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我国钢铁行业在1998年国企三年脱困时期的水平。

实际亏损远不止此，上述数据并不完整，亏损可能更为严重的一些中小企业未被纳入统计，而赵喜子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企业账面上的盈利并不“真实”，“很多钢企账面上的利润大都是卖资产得来的。调查的110家钢企中，70%以上现金流是负的，这意味着僵尸企业将越来越多。”

去产能初现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出现了拐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同比下降了2.3%；生铁产量6.9亿吨，同比也下降了3.5%。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这意味着钢铁等传统行业实实在在地去产能已有启动的迹象。“之前的数据都是这些行业的增速在回落，而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不仅增速在下降，而且进入了负增长，出现了产量的绝对量下降。这意味着一部分传统行业在供求市场环境的倒逼下，终于挺不住了，开始主动压缩产能。”

李新创预测，2015年全国钢材消费6.68亿吨，同比将下降4.8%，有可能出现自1996年以来钢铁消费的第一次负增长。他认为，钢铁行业在消费疲弱、绝对性产能过剩、亏损加剧、债台高筑的倒逼下必将进入一个“减量发展”的新时代。

赵喜子的调查印证了这一判断，“钢铁企业被逼无奈，主动减产能的迹象已经出现。去年10月份这110多家钢企已经环比减产了10%，相伴而来的是钢企普遍开始裁员。”

人员安置是钢铁去产能的关键，据赵喜子介绍，这些企业的安置方式有四种：一种是买断，已经裁员的企业平均每人补偿13万元，鼓励其自谋职业；一种是内部消化，有些企业实际上已经裁员，不过员工从高炉转至其他岗位，基本由企业自身消化了；对于裁员多达一两万的地方，地方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培训、安置转岗，为减少社会震荡，有的地方动员了数千名党员干部，挨家做安置工作；对于民企来说，更多的可能是直接裁员，调查中有民企表示，将在4年内直接裁员1万人。

钢企出现去产能迹象的一个现实基础是，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下滑，不少企业已经处于停产状态。国际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去年7月份后，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以下，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

以钢铁重镇唐山为例，根据唐山市副市长李忠娟掌握的资料，截至去年11月份，唐山地区88条线材、螺纹钢生产线，其中开工的只有52条，占59%；调坯轧材生产线29条，开工的只有9条，开工率31%。这只是开工率，产能的利用率比这个还要低很多。

在一些企业去产能过程中，地方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比如河北的一些地方，每淘汰一吨钢铁落后产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然而就企业设备等指标来说，落后的、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实际上已经很少了，如何处置过剩但并不落后的钢铁产能需要更多的评价维度。

亟需建立退出通道机制

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

前不久，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要把僵尸企业退出作为重点，如何形成退出通道机制仍在探讨，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僵尸企业处置方案。

退出通道机制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问题，二是银行债务处置和企业之间的互保问题，三是关停企业要退出钢铁行业，设备要拆除，而不是破产重组后产能不变。

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3亿吨，目前中国钢铁产能大概在12亿吨。赵喜子在做了大量的预测研究和趋势性分析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到2020年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产能减少3亿吨。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一位官员明确指出，退出通道机制的关键是设计好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

据赵喜子测算，人员安置上，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加上关联就业人员，总数达500多万人，去除20%的产能，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

钱从哪来至关重要。赵喜子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产能“以生养死”的建议：在钢铁行业成立一个基金，上端由多方筹措资金，下端作为过剩产能退出通道。

其上端和机场建设基金类似：钢企每销售一吨钢就交一部分钱到基金中来，预计今明两年钢产量大概是6.5亿到8亿吨之间，如果每吨抽取10元，两年可以筹到100多亿元。

但这两年化解产能迫在眉睫，100多亿元显然不够，缺口需要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分摊，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比如发债）筹一部分钱。“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

基金的下端则用来直接补贴产能退出，主要用于安置职工、开展职工培训与再就业。钢厂全流程建设一吨钢的产能，平均成本在4000元左右，现在钢企已经非常难熬，如果基金能予以500元到1000元的补贴，就很有吸引力。赵喜子强调，在此过程中“一手交钱，一手去产能”要严格执行，必须当场拆除高炉等设备。

债务方面，来自中钢协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13359亿元。另据赵喜子测算，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的非银行负债。一直以来，钢铁行业的债务风险被银行掩盖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把隐性的风险公开披露。

比如赵喜子建议，钢铁去产能应当进行债务重组，“淘汰掉20%的产能必然会有一些企业还不上贷款，甚至破产，债务需要重组，这一过程中企业可能还得上60%，政府给以部分补助，银行也应承担部分损失。”

他认为，对于钢铁行业出现大量的僵尸企业，银行难辞其咎。“企业已经亏损成那样了，还继续贷款，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