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煤矿集团作为国有企业，要发扬勇于奉献、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带头做表率，主动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张有喜说。但作为一个拥有20万员工、70万家属的老国企，大同煤矿集团去产能的巨大压力不容小觑。而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往哪儿去，二是钱从哪儿来。
其中，人员安置任务最为艰巨。该集团企业办社会、办后勤负担很重，从事办社会职能人员就有2.95万人。目前，大同煤矿集团提出了人员安置“三个一批”的方法，即通过关闭矿井提前内退分流安置一批，通过建新矿、产能置换分流安置一批，通过转产转型分流安置一批。
针对去产能的资金安排，张有喜呼吁尽快出台煤炭行业去产能实施细则和配套办法，建议具体办法应参照2000年煤炭企业关闭破产政策，但在安置资金上需要与时俱进。同时，他提出，去产能过程中，各相关部门不能搞一刀切。企业办社会职能没有分离的国有煤炭企业往往是“因煤而城”。例如，大同煤矿集团口泉沟10个矿，每个矿都是5000名—7000名职工、2万名职工家属，一座矿井关系着一个县城规模人口的生存和稳定。去产能可以关闭一座矿，却关不了一座城。国有煤炭企业的去产能和小煤矿的去产能有本质上的区别，国企矿工几代人的生活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煤炭行业是去产能大户，但应做到‘退中有进’。培育发展新动能，摆脱对传统高碳产业的依赖，抢占产业制高点。”张有喜告诉本报记者，2015年，大同煤矿集团应对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寒冬考验，没有回到1998年“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困难时期，其平稳运行的核心支撑就是煤电一体化战略的有效运作。同时，“实体+金融”的深度融合有效保证了项目建设资金，维系了资金链不断和一大批转型项目的持续推进。
针对煤电一体化，张有喜建议，国家应进一步支持坑口电厂的建设。“坑口电厂的建设可以大幅减少物流成本，减少煤尘污染。拿煤塔山电厂来说，该电厂每年就地消化365万吨煤炭。如果把其建在广州，每年仅运输成本就需8亿元，同时还会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煤尘污染。”此外，张有喜表示，通过煤化工项目加快煤炭产能转化，实现低碳清洁发展也是去产能的重要途径。
